说起杨振宁先生，咱们普通老百姓心里头，感觉总有点复杂。
一方面，谁都知道他是拿了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，是物理学这个领域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，为全世界的科学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可另一方面，网上关于他的讨论，好像总绕不开两件事：一件是他早年加入了美国国籍，另一件就是他晚年和翁帆女士的婚姻。
这两件事，让很多人心里犯嘀咕，甚至有些不理解，长久以来，这些议论的声音，有时候甚至盖过了他作为科学巨匠本身的光芒。
不过，最近官方媒体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文章，用八个字评价了杨振宁先生的一生，这八个字就像一下子点醒了很多人，让大家换了个角度重新看待这位百岁老人。
这八个字就是：“宁拙毋巧，宁朴毋华”。
这话听着有点文绉绉，但翻译成大白话，意思特别实在：就是宁可用最笨、最扎实的功夫去做事，也绝不投机取巧、耍小聪明；宁愿保持最本真、最朴素的样子，也绝不追求那些花里胡哨、虚头巴脑的东西。
这八个字一出来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嘿，说得真准，一下子就说到了心坎里。
再回头想想他这一辈子走过的路，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可能真的误会他太久了，而他的妻子翁帆女士当年的话，也确实说到了点子上。
那么，咱们今天就来掰开揉碎了聊聊，这“拙”和“朴”到底体现在哪儿？
又怎么能帮我们理解那些围绕在他身上的争议呢？
先说这个“拙”字，就是宁愿用“笨功夫”。
在咱们这个讲究效率、追求“弯道超车”的时代，提倡用“笨功夫”，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。
但对于做学问，尤其是像物理学这种探索宇宙最根本规律的大学问来说，这种“笨拙”的执着，恰恰是最可贵、也是唯一能通向真理的道路。
杨振宁的这种“拙”，可以说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。
早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，那个条件艰苦得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。
可就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杨振宁对物理学的痴迷劲儿，简直到了“走火入魔”的程度。
他和同学为了一个学术问题，能从大白天一直争论到熄灯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晚上躺在床上，这个问题还在脑子里打转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干脆爬起来，把室友也给摇醒，点上昏暗的煤油灯接着辩论，那架势就是“今天不把这事儿弄明白，谁也别想睡觉”。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？
这不是为了考试多拿几分，也不是为了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对知识的渴望，一种不搞懂誓不罢休的“拙劲”。
他后来的所有重大发现，比如和李政道先生一起提出的“宇称不守恒”，哪个不是在这种无数次“笨拙”的思考、演算和争辩中诞生的？
他自己也说过，做研究，灵感固然重要，但最后都得回到最扎实、最笨的数学计算上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没有捷径可走。
这种“拙”甚至还体现在他的个人感情上。
在他上大学的时候，对一位数学系的女同学产生了好感，这本是青春年少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但杨振宁很快就发现，这种情感的波动会影响他专心致志地学习。
换做别人，可能就顺其自然了。
可他呢？
他做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有点“不近人情”的决定，主动疏远了对方，硬生生把这段可能发展的感情给掐灭了。
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刻意让自己保持单身，就是为了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。
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就能对自己的人生有这么清晰的规划和这么强的自制力，这种为了一个更远大目标而做出的“笨拙”取舍，实在让人敬佩。
说完了“拙”，再来说说这个“朴”字，就是朴素、不虚华。
如果说“拙”是杨振宁做学问的方法，那“朴”就是他做人的底色。
他这一辈子，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，但他的生活却一直非常简单。
他在清华大学的住所，没有什么豪华的装修和摆设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墙上挂着的一幅他自己写的字：“神州新天换，故园使命重。学子凌云志，我当指路松。”这短短二十个字，把他晚年回国的心意说得明明白白：他回来不是为了享受名利，而是想做一棵老松树，为后来的年轻学子们指引方向，遮风挡雨。
这种“朴”，更是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民族气节。
当年，香港的大学好几次想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，这在学术界是天大的荣誉。
可杨振宁都拒绝了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在香港回归之前，那个授衔仪式还保留着英国殖民时期的一套规矩，接受荣誉的人，需要向当时还是英国人担任的校监鞠躬。
杨振宁觉得，向自己的老师、向德高望重的长辈鞠躬，是尊敬，是理所应当的。
但向一个代表着殖民统治的外国人低头，哪怕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动作，他也接受不了。
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底线和尊严。
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，校监换成了中国人，他才欣然接受了这份荣誉。
那时候他刚做完心脏大手术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但还是坚持亲自出席。
这一“拒”一“受”，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傲慢，而是一种朴素又坚定的家国情怀。
在他心里，民族的尊严比任何华丽的头衔都重要。
理解了“宁拙毋巧，宁朴毋华”这八个字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困惑的争议，或许就能想通很多事了。
比如他更改国籍的问题。
很多人批评他，说国家培养了你，你成名了却加入了美国籍，不爱国。
这确实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疙瘩。
但我们得把这件事放回当时的历史大环境里去看。
上个世纪中期，中国国内百废待兴，科研条件非常落后。
对于一个立志要在物理学最前沿做出突破的年轻人来说，去当时全世界的科学中心——美国，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
而在那个冷战对峙的特殊年代，对于一个从事顶尖敏感科技研究的华人科学家来说，拥有美国国籍，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能更自由地进出实验室，接触到核心的资料。
这背后有历史的无奈，也有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艰难抉择。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只看他当年“走出去”，更要看他后来“走回来”做了什么。
2003年，杨振宁正式回国定居，在清华大学一手创办了高等研究院。
他不是回来养老的，他是回来“干活”的。
他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，为中国请来了像姚期智这样的世界顶级大牛，把清华高等研究院打造成了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。
他亲自给本科生上基础物理课，把自己一辈子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的下一代。
他为国家在科研方向的规划、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，提了多少宝贵的建议，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工作。
这种晚年归来，用自己最后的光和热，为祖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铺路搭桥的“笨拙”付出，难道不是一种更深沉、更务实的爱国吗？
至于他和翁帆女士的婚姻，更是被很多人用世俗的眼光看了又看。
巨大的年龄差距，让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非议。
但翁帆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她说杨振宁的内心非常纯粹，像个孩子。
一个在学术世界里“拙”了一辈子，在人生态度上“朴”了一辈子的人，他的精神世界，可能真的比很多被俗事烦扰的普通人要干净和简单得多。
翁帆看到的，或许正是那个褪去所有光环之后，最本真的杨振宁。
他们的结合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和灵魂上的相互慰藉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翁帆的话说对了，她真正读懂了杨振宁“宁朴毋华”的人生底色，也理解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份纯真。
所以，今天我们再看杨振宁先生，或许应该少一些道听途说的偏见，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。
他是一个在科学世界里用“笨功夫”追求真理的探索者，也是一个在纷繁世事中坚守本真的朴素之人。
他的一生，有我们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也有着复杂的时代烙印，但贯穿始终的，是一颗对科学的赤诚之心和对故土的深厚情感。
《人民日报》的这八字评价，就像一把钥匙，帮我们打开了理解他的另一扇门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、更完整的杨振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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